植物受威脅及其優先保護

國際自然和自然資源保護聯盟（IUCN）在1978年出版的《植物紅皮書》一書中指出：在全世分佈的約250000種維管束植物中，估計約有20000～25000種（佔整個區成分的百分之10）處於很稀少（rarity）或受嚴重威脅的狀況（Gren,1978年）。1978年彼德雷文以世界上多樣性最高的生態系統的快速解體（尤其在熱帶）爲主要根據，認爲今後20～30年間，地球生物多樣性總量的1／4將面監滅絕的嚴重威脅（Gaven,1978年）。IUCN的一項研究認爲，在世界上需要保護的植物有50000種，其中20000種已知爲受威脅植物，15000爲可能受威脅種，另處15000種具有經濟價值。假如我們的目標是在植物園中遷地保存其中一半的植物樣本，同時在所有植物園中有250參加這項工作總結作，那麼每個植物園平均保存200～300種，而實際上有的植物園保存多，有的少（許定發，秦惠貞等譯，1990年）。我國世界上植物種類最多的國家之一，1993年出版的《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一書指出：我國有種子植物約27000種，瀕危物種比例估計高達百分之15～20，達4000～5000種（陳靈芝等，1993年）。所以對於稀有、瀕危植物保護的任務是重大而緊迫的，必須分一個先後、緩急。

植物受威脅和滅絕的原因：

正如上述，包括植物在內的生物的滅絕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一般認爲椎動物物種平均生存期爲500萬年，在過去的2億年中平均每100萬年有90萬種動物滅絕，其滅絕的“背景速率”（backgroundrate）是每世紀約90種（Raup,1986年），而高等植物則大約4種（Myers,1988）。在歷史上生物滅絕也往往由於重大地質歷史事件或環境急劇變化而出現“集體滅絕”（mass’extinc-tion）,如較多的說法是小行星對地球的衝擊造成了6500萬年前的恐龍消失。而在近代，生物受威脅和滅絕的原因則主要來自於人類的社會行爲。

1.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基要原因

在近代，人口的劇增，科技的進步導致離人類對自然資源無節制的濫用由此而造成了全球生態環境的急劇變化，使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面臨着自身進化的某些原因和人類嚴重干擾的雙重脅近，正在出現一個由人類因素引起的“集體滅絕”過程。對於近代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原因，智者見智、仁者見仁、這裏介紹的是世界資源研究所（WRI）等在1992年出版的《全球生物多樣性策略》一書中的見解（WRI，1992年），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大多數生育率高的國家，大約半數人口的年齡低於16歲，由此形成的人口統計的態勢（momentum）～亦即由於大量人口將到達生育年齡，今後幾年，將劉生育高峯時期～意味着在下半個世紀，極可能在較長時期內，全球人口將不斷地增加，除非發生災變（見圖1），以後每30年，世界人口就有可能增加10億。人口增長的速率和幅度以及全球人口最終達到穩定的數值（對生物多樣性至關重要的考慮）取決於社會和經濟措施，尤其是發展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

隨着人口數量增加和新技術發展，人類佔用地球上資源的慾望惡性膨脹。人們消耗、轉化或毀壞光合植物、藻類和細菌形成的陸地生產力的百分之39，而光合植物、藻類和細菌形成的陸地生產力卻是整個生命系統獲得能量的根本來源。這種趨勢是不能持續的。世界上的生物系統根本不能接受人們不斷增加的對初級和產力的要求，以滿足人口及其消耗的進一步增長。自然資源庫的內在的限制將相應限制依賴它的人類數量。誠然，一個生態系統的（或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行星的）“生態承載能力（ecologicalcarryingcapacity）”由於技術的發展而增（就農業史證實的那樣），

但不管怎麼說，消耗的最終限制也是一個現實。關鍵性的環境資源正處於逆境中。污染物的排放包括溫室氣體，已經使生態系統忍受力和大氣擴散能力負擔過重。臭氧層的耗竭、酸雨和空氣污染都對今天的生物多樣性產生了重大的傷害，將來的危害可能更爲嚴重（尤其是當氣候變化加速時）。礦物和非再生資源的過度消耗以及能量過度利用和浪費，尤其是工業化國家，使得這些問題更加嚴重。發達國家對這些衝擊應負主要責任，他們應迅速轉爲持續發展的生活方式。假如預計增的人口被容納，且未超過地球承載能力的限制，那麼新的發展格局是極爲必要的。

(2)不斷狹窄地取自農業、林業和漁業的貿易譜

長期以來，世界是一個由相對自治的地區拼湊起一煌混雜物。知識、生存策略和社會結構在每一個地區或多或少獨立地進化，但人們對環境的要求很少超過自然的承受能力。在森林地區，傳統農業文化不會顯著地影響多樣性，因爲那人口密度低、市場壓力較小以及作爲傳統的生存策略的支柱的移動耕作、打獵、捕魚和林產口的集貿的合，處一種良好的平衡之中，沒有哪個小集體能夠削弱整個生物多樣性，有的甚至鞏固了生物多樣性。但是，上一個世紀出現的根據相對優勢和特殊性的原則進行的全球經濟交流不僅增加了單一性，而且也增加了相互依賴性。

農業上，經營集中在種類要較少的作物，這些作物在世界經濟裏具有一定優勢。作物種類數量的降低，當地的固氮細菌、菌根、捕食者、傳粉者、種子傳播者其他一些在傳統系統中通過幾個世紀共同進化的物種消失了。化肥、殺蟲劑和旨在最短時間裏尋求最大量和效益的高產量品種的使用加劇了這一損失。在森林地區，快速和全面原森林轉變〔經常向單優種羣的濟作物（cashcrops）〕正在廣泛蔓延。當咖啡或棕櫚油跌價時，種植場即使棄之不管，可能很快地向生物學上多樣化的森林轉變。同樣，大的球市場鼓勵現在被稱爲地毯式捕魚（blanketfishing）方式的發展。例如單絲浮網捕獲大量的目的物種，地也捕獲大量的“無辜的”海洋哺乳動物、鳥及被稱爲非目的種的魚類。

(3)經濟系統和政策未能評估環境及其資源的價值

許多自然系統的轉化（如森林或溼地向農場和牧場的轉化），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生物學上都是低效益的。這種轉化之所以發生，部分是由於自然生境在經濟上通常被低估了。

有幾個原因可以導致對生物資源的錯誤估價。

首先，許多生物資源被直接消耗而從不進入市場。在林產品中，鋸材、紙漿、原材、藤條和樹膠可能進入市場，而當地居民收穫的大部分食品、薪炭木材和藥用植物以及森林向河流提供的清水進入市場。因此，原木和其他一些潛在的消耗利用的經濟價值被過高地估計了，而持續利用的價值（包括美學和精神效益）卻被低估了，同此產生了踐踏森林的動力。

其次，生物多樣性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共有的財富”，沒有任何個人可以宣稱有它。例如，溼地的保護對公衆有實質性的和明顯的益處，但是這種好處是如此分散以致於沒能形成溼地保護的市場動力。這種低估爲政府的策略提供了辯護。例如爲謀求稅收，更進一步鼓勵溼地利用向更大的市場價值的方向轉化。

第三，森林產權更有可能被賦予那些清除森林其他自然植被定居的人，而不以森林爲棲息地並依賴自然林產品的持續收穫而生活的人。正當的財產權利也同樣很容易讓那些生活在城裏或工作在正規經濟區的人們獲得，其本身更偏愛木材等產品的採掘與交易而非那些只有有限市場價值產品的持續收穫。任何財產權的不確定性將會削弱管理的積極性而鼓勵過度利用。不會有多少農民願意種植一小片林子，如果5年以後這片林子不爲他們所擁有。那些不從旅遊業受益而只要食物的人們，更有可能殺死而不是保護野生動物。那些與資源關係不大的人們關心可能性也最小。假如改變資源意味建立擁有關係的話，則人們最有可能這樣做。

正確評價的生物學上多樣化自然系統是主要的經濟資產。但由於這樣的系統往往被低估，生物多樣性保護常被認爲是耗資而不是投資。爲保護全球和國家的生物多樣性，糾正這一錯誤是極爲必要的。

(4)生物資源利用和保護產生的效益的佔有、管理和分配的不均衡。

在大多數國家，生和資源和土地以及它們提供的所有效益的擁有與控制是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及持續生存（sustainableliving）相對立的方式來分配的。大多數國家物種的迅速枯竭和生境的破壞就是一個例證。在這些國家裏，大多數土地被少數人所佔有。通過過度伐木圍捕而得到的暴利流進少數人的腰包，而依賴這些資源持續生產的當地居民則爲之付出代價。

第二個問題來自決定資源控制集中化環境政策的責任從根本上說掌握在城裏人的手裏。在許多社會裏，婦女管理着環境，同時擁有多得多的關於生物多樣性對耕作和健康價值的知識。

第三個問題是國際貿易、信貸和技術轉讓政策和實踐的方式鼓勵了諸如（且經常加劇了）在一個國家內發現的那些不均衡。截止1988年，發展中國家向工業化國家淨轉讓了325億美元的資源，不包括其他不涉及其直接資金流動的隱含的資源轉讓（到這一個十年初爲止）因資源貿易而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金已達426億美元。爲了保護生物多樣性，工業化國家使這種流通逆轉。假如發展中國家繼續被拒之於市場之外，無法接觸到新技術，揹負沉重的債務，那麼他們可能既沒有辦法也沒有動力爲了未來而保護他資源。

(5)知識及其應用的不足

科學家仍然沒有恰關於自然生態系統及其大量組成成分的知識。這種無知與對自然有傳統的瞭解的文化的破壞混雜在一起。即使在某些地方存在這方在這方面的知識，也很難傳播到決策者那裏，因而他們經常無法作出正確反映生物多樣性的、科學的、經濟的、社會的和倫理的價值的決策。同樣在中央決策者和地方社區之間沒有當的信息交換，而地方要直接地依賴於生物資源,並且他們的生活正受到不適當的發展項目和其他行動的危害。最後的困難來自公衆很不願意接受降低過度資源消耗的政策，不管它多麼具有邏輯性和必要性。

(6)法律和制度系統促進了非持續性利用

生態和經濟現實明確要求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經營的部門實行交叉（crosssectoral）的方法。但許多國家和國際制度按僵化的部門條例起作用，而許多環境機關小，且缺乏獎金。無論在國際水平還是在一個國家內都已引入部門交叉協調機制，但還需證明其有效性。

第二個問題是政府和全局計劃的過分集中，阻止了地方補充作用，挫傷了地方參與的積極性，關閉了民間團體和非政府組織的參與渠道。

第三個問題是大部隊發自然保護主管機構和組織軟弱無力。沒有幾個組織機構具有人力或財力，即使是支持一個最小計劃的資金。他們的努力通常不連續和重複；他們的的自然保護計劃既不全面，也無政策性，同時，他們也沒有把就地和遷地保護的方法與技術結合在一起。

除此以外，許多國家缺乏一個合適的有關環境的法律系統和其他保證措施以保護環境主資源的持續利用。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傳統的較好地保護生物資源的法律已經被較差的法律系統所代替。國家決策和規劃過程不起作用，促進環境保護的手段的利用不充分，且基本的科學知識缺乏。

主要因爲這些法律和制度的限制，生物多樣性保護基本上還是零碎的，地集中於傳統的野生生物保護技術（在這裏有個保護區，在那又有一管理瀕危物種或受危物種的機構）。即使翻幾番，這種努力也很難滿足物種的生境需求，尤其那些遷徙動物更是如此，因爲保護區的土地利用改變了水分的供給，引進了污染物，改變了小氣候。這些努力不能保證資源持續利用策略的完整性，而這正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核心。

區域範圍內管理方法要滿足整個生物羣落的生境需要，地要將保護與區域發展結合起來。在大多數情況下，將整個區域劃爲國家公園、森林保護區或海洋保護區時不恰當的。但是缺乏管理人爲的和野生的生態系統合體的綜合技術和權威，阻礙了正確的區域管理。能結合生物多樣性保護（biodiversityconservation）進行有效發展和資源管理的足夠大的地區，一般隸屬於不同的地方、州或省政府的管轄，有的甚至包含了兩個或更多個國家，這是一個行政上的夢魘。

2．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機制

對於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機制，國內外較多的是從人類對生物資源所產生的生態環境等方面去探討或論述。在這裏，除了引用了《全球生物多樣性策略》一書（WRI,1992年）關於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機制加以說明外，也把近年來的一些研究結果加以補充。

(1)生境喪失和片斷化

在過去幾十年，當人口資源消耗增長時，相對未受干擾的生態系統面積已縮小。沿着中美洲太平洋海岸，百分之98的熱帶乾性林已經消失。在1961的至1985年之間，泰國失去了百分之22的紅樹林，事實上剩下的能一處未受干擾。在淡水生態系統中，大壩破壞了大部分的江河與溪流生境。在海洋生態系統中，海岸的發展破壞了珊瑚和近海羣落。在熱帶森林中，森林損失的主要原因是邊緣農業（marginalagriculture）的擴張，雖然三些特殊的地區，商用木材採伐可能是一個更大的問題。

根據筆者等的研究（許再富，1994年），我國滇南西雙版納的小片斷熱帶雨林（龍山林）經過30多年的演化，雖然木本植物的種數變化不大，但物種多樣性指數卻下降了百分之24。在羣落的不同層次中，物種消失率和新增率都是喬木（A、B、C層）＜灌木（D層）；在喬木層中則是A＜B＜C；就物種的不同確限度（speciesofex-clusivenessofcommunity）而言，消失率和新增率都是特徵種（charactersp.）＜適宜種（preferrentsp.）＜隨宜種（indifferentsp.）＞外來種（exoticsp.）。這些變化除了“邊緣效應”（edgeeffect）外，還因爲羣落內小氣候由“涼溼”（cold-wet）向“乾暖”（dry-warm）轉化的“內凜效應”(internaleffect)而引起的。

(2)引入物種

引入物種與很多有記錄物種的滅絕有關，島嶼上尤其如此，在這些孤立的生態系統裏，一個新的捕食者、競爭者或病原體會對不能與其共同進物種很快造成危害。在夏威夷，大約86種引種植物嚴重地危害了當的生物多樣性；一種引進樹種現在已經取代了超過3萬元英畝的當森林。

(3)植物和動物種的過度利用

大量的森林、魚類和野生生物資源已經遭到過度開發，有時達到了滅絕的程度。厴史上，大海雀和旅人鴿（passengerpigeon）屈從此等壓力；黎巴嫩雪輥經覆蓋50萬公頃的土地，而今只有零星分佈的小塊森林。在1958年至1970年間，祕魯鰻的過分利用使其種羣大小和捕獲率急劇地減少了。今天，蘇門答臘和爪哇犀牛已經被捕殺到這絕種的邊緣，大量的椎動物不於這樣一種狀況。許多滅絕物種成了人們的盤中餐，而搜尋珍稀商品（明顯的例子有牙）和用作寵物、獵奇、收藏品也危及了某些種羣，是使另一些羣慘遭滅絕。

(4)土壤、水和大氣污染

污染物脅近生態系統，如污染沿着食物鏈地產生危害，使一些敏感種種羣減少或消失。自從引用新的滅鼠劑以後，英國的穀倉貓頭鷹（barnowl）種羣減少了百分之10；1985年，用來控制西班牙考塔道納拿（CotaDonana）國家公園邊界小龍蝦的非法殺蟲劑殺死了大約3萬隻鳥。部分由於嚴重空氣污染，波蘭奧吉考（Qjcow）國家公園的大約43個物種消失了。由於工業排放重金屬和農業灌溉帶來的鹽漬化，土壤微生物也受到危害。酸雨使得斯堪的那維亞和北美幾千個湖泊和池塘處於真正的無生命狀態，並與其他類型的空氣污染耦合，損害了整個歐洲的森林。海洋污染，尤其是來自非點源的（non-pointsources），污染了地中海和世界上許多港灣和近海區。

(5) 全球氣候變化

在未來幾十年，空氣污染的一個巨大的副效應（side effect）～全球變暖，將對世界上的生命造成巨大破壞。人類引起的大氣中溫室氣體（green house gases）的增加可能導致下一個世紀大氣溫度上升1～3℃（2～5℉），同時海平面將擡升1～2米。溫度每增加1℃，就會使陸地物種的忍受極限向極地轉移125千米，或在山地垂直高度上上升150米。許多物種的再分佈可能跟不上預期的氣候變化，因此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可能發生較大的改變。在美國，下一個世紀海平面擡升將至少淹沒80個正處於滅絕境地的物種的人部生境。根據更爲極端的預測，由於海平面擡升，世界上許多島嶼將完全被淹沒，分佈其上的所有植物和動物也處於一種逆境狀況。在環繞它們的受干擾的陸地，也無法爲它們的物種找到合適的生境。

根據近年來的一些研究，全球氣候的溫室效應（green house effect）不僅使很多物種在水平和垂直高度分佈跟不上氣候的變化，而且對生態民系統中所形成的物種平衡以及協同進化（coevolution）關於也起了較大的干擾作用。如上述的西雙版納片斷熱帶雨林的羣落內部由“涼溼”向“乾暖”轉化，雖然林內的相對溼度還明顯高於林緣和林外，但林內、林緣和林外的氣溫已無明顯的差異。由於這種變化，打破了生態系統（ecosystem）穩定性，物種間的競爭與協調狀況也起了變化，使百分之42熱帶雨林成分（喬木）沒有更生苗，具連續種羣（continued population）僅佔喬木種類的百分之18。此外，熱帶雨林中的很多物種是靠其授粉的植物種繁殖能力。這樣。在的所研究熱帶雨林羣落中，從1959年至1991年的30多年裏，在羣落中已消失的物種已佔觀察種類的百分之38（許再富等，1994年）。

(6) 工業化農業和林業

直到本世紀，世界上農場主和牧場主培育和保存了大量的作物和牲畜品種。但由於現代育種程序及提高生產力的方式（即種植少量的對水、肥和農藥有良好的作物品種），使得農業上的作物多樣性迅速減少。與此相似，許多森林生態系統向高產的單一樹種人工林轉變，看上去很像一塊玉米地而非自然林。甚至比農作物基因更少的樹木基因被遷地保護，作爲防止病蟲害的保險策略。